笑傲小说

第八卷02（第1页）

我现在正处于一生中的严峻关头，很难只作单纯的叙述，叙述本身就不可能不带有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尽可能试一试，在此只说明我是怎样做的、出于什么动机，不掺杂任何褒贬评论。

那一天，我穿着惯常的便服，满脸胡须，假发蓬乱。我把这副不合礼数的装束当作勇敢的表现，就这样走进了国王、王后、整个王室和朝廷都即将驾到的大厅。德·居利先生把我领进他自己的包厢，我跟着他在包厢里坐下。那是一个邻近舞台的大包厢，正对着高处一个较小的包厢，国王和德·蓬巴杜夫人就坐在那里。我四周都是贵妇人，只有我一位男士，不用怀疑，他们一定是有意把我安置在那里，好让大家都能看见。灯光亮起，我看到自己这么一副装束坐在打扮得花团锦簇的贵妇们中间，顿时觉得浑身不自在。我不禁暗自思量，我是不是坐错了地方？我的打扮是否得体？这样一想，我心下十分惶恐，然而几分钟之后，我便以一种大无畏精神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是的，没错。”这份大无畏精神可能更多是因为骑虎难下而不是理直气壮。我对自己说：“我坐在该坐的地方，因为我是在看自己的剧本演出，我是被邀请来的，也正是为了此时此刻而写这个剧本的，严格说来，谁也不比我自己更有资格享受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带来的成果。我穿得和平时一样，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坏。如果我又开始在类似的小节上向世俗低头，那不久就又要事事都为舆论所累了。要想永远保持我的本色，那就按自己选定的职业穿着打扮，不应该在任何场合为自己的选择而尴尬。我外表朴素，不修边幅，但是并不邋遢，干净利索，胡子本身也不脏，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随着时代和时尚的变化，胡子有时候还是一种装饰呢。人们会认为我可笑无礼，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会承受嘲笑和戏谑，只要过错不在我就行了。”经过这一番自言自语，我勇气倍增，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甚至会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然而，也许是因为国王在座，也许是人天性使然，我在和那些对我充满好奇的人相处时，感受到的只有殷勤和礼貌。我大为感动，进而又为我自己和剧本的成败坐立不安，大家似乎都一心等着为我喝彩，而我唯恐辜负大家盛情的期待。我本来做好了应付嘲讽和讥笑的思想准备，人们亲热的态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一下就把我征服了。演出开始时，我像个小孩子一样浑身发抖。

我很快放下心来。单就演员而论，演得并不好，但是从音乐来说，歌唱得好，演奏得也好。从质朴动人的第一场开始，我就听到包厢里接连响起惊奇赞叹的窃窃私语，在这类剧本的演出中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反响呢。这种激动的情绪持续发酵，很快就感染了全场，借用孟德斯鸠的话说，效果本身又增强了效果。在男女主人公对话的那一场，现场的情绪达到了。国王在场时不许鼓掌，所以每句台词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对于剧本和作者都是好事。我听到四周有许多美若天仙的女子窃窃私语道：“真美啊，真好听，每一个音符都让人心动。”我感动了那么多可爱的美人，这份殊荣让我自己也感动得热泪盈眶。到第一段二重唱时，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同时我注意到哭的人不止我一个。有那么一阵子，我凝神思量，回想起在特雷托伦先生家里开音乐会的那一幕。这种回忆大有奴隶把桂冠戴在凯旋者头上的滋味。不过这段回忆转瞬即逝，我很快又一心一意沉浸在荣耀带来的快乐之中。不过我深信，当时我的性冲动远远超过身为作者的虚荣心；毫无疑问，如果在场的全是男士，我决不会像当时那样浑身燥热，恨不得用嘴唇吮吸那些被我的作品感动而洒下的甘美泪水。我曾见过一些剧本激起了更热烈的赞赏之情，但是从没见过全场观众这样一致、这样激情洋溢地陶醉在美妙动人的节目里，更何况是在宫廷，而且是首演。凡是见过这个场面的人应该都还有印象，因为当时的确盛况空前。

德·奥蒙公爵先生当晚派人通知我，让我第二天十一点钟左右到行宫去觐见国王。给我送口信的是德·居利先生，他还补充说，可能是要赐给我一份年金，国王会亲自对我宣布这件事。

在这荣耀的一天结束后，谁能想象我在那一夜的焦灼和局促不安？一想到要觐见国王，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后一定要常常应酬。当晚看戏时，这种需要已经让我叫苦不迭。翌日，当我在长廊或者在国王的房间里，跟所有那些显贵人物在一起等候国王陛下驾到时，这种需要更会使我痛苦难当。这个毛病一直是我远离社交、不和贵妇们纠缠的主要原因。只要一想到这种需要可能让我陷入窘境，我就窘迫难耐，耐不住就要闹笑话，而我宁死也不愿闹笑话。只有切身体会过个中滋味，才能理解我对这种冒险的畏惧。

接着，我又想象自己来到国王面前，被介绍给国王陛下，陛下开恩停下脚步，对我说话的情景。我的回话必须准确妥当、镇定自若。可我这要命的腼腆在最无足轻重的生人面前都让我手足无措，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会饶过我吗？我能在恰当的时候讲出得体的话吗？我很希望能在不放弃习惯性的严肃态度的同时，又能向这位伟大的君主表达我对他的感恩戴德，所以我最好在冠冕堂皇而又恰如其分的颂词中加入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要预先准备好妙语连珠的回答，就必须先猜准他可能对我说的话。我自信能猜得很准，然而一到他面前，我预先想好的话可能一句也想不起来。这时候，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万一在我慌乱之中又漏嘴说出平日里那些蠢话，该如何收场啊？这种危险让我惊慌失措，胆战心惊，所以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己出这个洋相。

是啊，我就这样丢掉了几乎可以说是送上门来的年金，但是也因此免除了和年金一起落在身上的枷锁。有了年金，就永远告别了真理、自由和勇气，那还何谈独立与淡泊呢？一旦接受这笔年金，我就必须阿谀奉承，或者噤若寒蝉。再说，谁又能保证年金一定会如数发到我手上呢？中间要交涉多少手续，得向多少人求告啊！保住这笔年金要耗费许多心思，招来很多不快，那还不如没有这笔年金呢。因此，我觉得放弃这笔年金才是更符合我生活原则的决定，要实际，不要虚荣。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别人我只推说身体抱恙，当天早上就走了。

我这一走惹出了许多议论，遭到了普遍的谴责。我的理由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他们说我是个骄傲的蠢货，这我早已见识过了，这样的指责会让嫉妒我的人更加满足。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详细介绍了剧本的成功，还谈到国王陛下多么着迷。他在信中写道：“国王陛下整天都用那副全国上下最不着调的嗓子一个劲地唱着‘我失去了忠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他还说，不出半个月，《乡村卜师》还要再演一次，这一次演出将面向全体公众，以证首演的圆满成功。

两天后，晚上九点左右，我正走进德·埃皮奈夫人府里去吃晚餐，在门口看到一辆马车迎面驶来。有个人从马车里向我拍手，示意我上车。我上车一看，原来是狄德罗。他格外热心地和我谈起年金的事，我真没想到一个哲学家谈起这类问题竟会这样热情高涨。他并不认为我没有觐见国王是值得抨击的罪过，但却认为我对年金的漠不关心是大错特错。他对我说，如果单为我自己打算，淡泊名利倒也罢了，可是为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打算就不应该放弃这笔钱，我有责任采取任何可能的正当方法为她们的生活着想。由于我没有正面严词拒绝了这笔年金，所以他坚持认为，既然人家有意给我年金，我就该主动提出请求，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弄到手。我对他的热心虽然感激，但实在不赞同他那套至理名言，我们就这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们的争执一直都围绕着类似的问题：他硬要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事，而我偏不肯做，因为我认为不应该那么做。

我们告别时已经很晚了。我想领他上德·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餐，可他偏不肯。我总想把我喜爱的人都聚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场合做了很大努力，想让他去看她，甚至把她带到他家门口，而他却让我们吃了闭门羹，就是不肯见她。每每谈起她，他总是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气。只是在我跟他们两人先后闹翻后，他们俩彼此之间才有了来往，他在说起她的时候才开始带有敬意。

从那时候起，狄德罗和格里姆似乎有意让那两位“女家长”疏远我。他们暗示她们说，眼下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全都是我的责任，她们跟着我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他们怂恿她们离开我，还说可以托德·埃皮奈夫人的关系给她们找个食盐或者烟草分销店之类的工作。他们还想把杜克洛和德·霍尔巴赫也拖下水，但是杜克洛一直拒绝跟他们走。这整套把戏我当时已经有所感觉，常抱怨朋友们这种盲目而多事的热情，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其中的原委。我已经疾病缠身，他们还处心积虑地把我逼进孤苦伶仃的境地；他们自以为是为我的幸福考虑，可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给我带来不幸。

1753年的狂欢节，《乡村卜师》在巴黎上演。在这之前，我抽空写好了前奏曲和幕间歌舞。根据我的设想，这段幕间歌舞应该像雕版印刷作品那样，从头到尾都是舞蹈动作，围绕一个主题贯穿始终，穿插一些有趣的场景。然而，当我向歌剧院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他们连听都不肯听，我只好按惯例串联一些歌舞。这样的编排尽管妙趣横生，颇有意境，不让正剧减色，但只是无功无过，效果平平。我撤下了热利约特的宣叙调，换回我原来那首，也就是现在刊印的那首。我承认这段宣叙调相对来说更有法国气质，也就是说被演员们拖得冗长了一些，但它并没有让听众感到不悦，演出效果之成功绝不在咏叹调之下，甚至有听众觉得比咏叹调还要好。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杜克洛，因为他是剧本的保护人。我还声明这将是我唯一的题献。后来我在征得他同意的前提下又做了第二次题献，不过，他应该认为这个例外比没有这个例外还要光荣。

关于这部剧本还有很多有趣的轶事可说，不过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谈，没有闲暇在这里赘述了，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补篇里谈谈这些轶事。不过，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它与下文可能大有关系。

有一天，我在德·霍尔巴赫男爵的书房里欣赏他的乐谱。当我浏览了各式各样的乐谱后，男爵指着一部钢琴曲集对我说：“这是别人专门为我写的，别有风味，也适合歌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人看到。您应该选一首放到您的幕间歌舞里去。”我脑子里的素材多得用不完，当然不会把他那些曲子放在心上。然而他再三敦促，我碍于情面，就选了一段牧歌删改成三重唱，作为女主人公科莱特的女伴上场时的伴奏。几个月后，《乡村卜师》还在上演，一天我到格里姆家中，只见许多人围在他那台羽管键琴边。格里姆一见我来，立刻从羽管键琴旁站起身来。我无意中扫了一眼谱架，发现上面赫然摆着德·霍尔巴赫男爵的那部乐曲集，正好翻开在他敦促我采用并且承诺永远不会落到他人手里的那首曲子。不久之后的一天，德·埃皮奈先生府上举行音乐会，我又看到同一本乐曲集摊开在主人的羽管键琴上。格里姆也好，任何别人也好，从没有人谈到过这首曲子。如果不是后来有人散布谣言，说我不是《乡村卜师》的作者，我也不会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来。我从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音乐家，要不是我那部《音乐辞典》，人们很可能会说我对音乐一窍不通呢。

《乡村卜师》上演前不久，巴黎来了一批意大利的滑稽剧演员。人们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出，却没有预料到会产生怎样的反响。他们的表演拙劣，管弦乐伴奏也乏善可陈，白白糟蹋了剧本。尽管如此，他们的演出还是让法国歌剧黯然失色。法国和意大利两种风格的音乐，同一天在同一个舞台上出演，这可让法国人大开眼界。听过意大利音乐活泼热烈的曲调之后，再也没有一只耳朵能忍受本国音乐的拖沓。意大利的滑稽剧演员一演完，听众就走光了。无奈之下，剧院只好调整场次，让滑稽演员最后出场。当时正在上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和《天仙》，但都压不过意大利剧的风头。只有《乡村卜师》勉强可以与之一较高下，即使放在意大利喜剧《女仆情妇》之后出演，也还有人愿意一听。在我写那段幕间歌舞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全是那些滑稽演员的歌曲，从意大利音乐中汲取了灵感。只是我万万没想到，有人会拿我的幕间歌舞和那些曲子一首一首地对照。假如我真是个剽窃者，那我该有多少剽窃行为被揭露出来，他们又要费多少心机去揭露这些剽窃行为啊！然而他们费尽心思也没有在我的音乐里找到一丝他人作品的痕迹。我的所有歌曲和所谓的原作比起来，都是全新的原创，我所创造的音乐类型也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式。如果要让蒙东维尔或拉莫来经受同样的考验，他们很可能被批得体无完肤。

那些滑稽剧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狂热的拥趸。整个巴黎分成两派，比争论国家大事或宗教问题都要激烈。支持法国音乐的一派权力更大，人数更多，都是些非富即贵的大人物；支持意大利音乐的一派更自信、更激烈、更有活力，他们都是真正有才华、有天分的内行好手。支持意大利音乐的一派总是聚集在歌剧院里王后陛下的包厢下面，另一派则占据了整个池座和正厅，以国王的包厢底下为中心。所谓“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的派系别称就是从这里来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双方还印发了许多小册子。“国王之角”想插科打诨，却遭到《小先知者》的嘲讽；他们想说理，却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驳得体无完肤。前一篇是格里姆写的，后一篇是我写的，这两篇小文章是这场论战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作品，其余的文章和小册子都已经无迹可寻。

《小先知者》——大家不顾我的否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这是我的手笔——只被当作游戏笔墨，没有让作者受到任何责难。但是人们对《论法国音乐的信》较真起来，法国人认为我侮辱了法国音乐，对我群起而攻之。这篇小册子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真值得用塔西陀的笔法好好记述一番。那时议会和教会正闹得剑拔弩张，议会刚被解散，群情愤激，武装起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可这篇小册子一出来，其他一切纷争都被抛到了脑后，大家都一心想着法国音乐陷入了危机，起义的矛头一下指向了我。这场围攻声势如此之大，法国上下至今都还没有完全忘记。当时宫廷举棋不定的问题只在于是把我关进巴士底狱还是把我放逐到国外。如果不是德·瓦耶先生进言，说这样小题大做会让法国落下笑柄的话，国王的御旨可能就发下来了。当人们听说我的小册子也许阻止了一场全国性的革命时，一定以为是痴人说梦，然而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段离奇公案距今才不过十五年，全巴黎人依然可以证明当时的情景。

我的人身自由虽然没有受到限制，可是我没少受到别人的侮辱，甚至连生命都遭到威胁。歌剧院的乐队大义凛然地谋划针对我的刺杀行动，打算在我走出剧院时取我的性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到歌剧院去得反而更勤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和我关系甚笃的火枪队军官安斯莱先生每逢我散场出门时，都派人暗地里保护我，这才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歌剧院那时刚刚由市政厅接管，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德政”就是取消我的长期入场券，而且手段极其卑鄙，竟然在我入场时当众拦阻我，逼得我不得不现场买一张池座票，免受当众回头的难堪。这种不公平待遇真是让人愤慨——当初我把剧本交给他们的时候，唯一的条件就是给我永久免费入场的权利。免费入场原本就是一切作者理所应当的权利，而我更是有双重资格取得这种权利。当时杜克洛先生在场，我就没让他们明文写下这一条。的确，没等我提出要求，歌剧院出纳就给了我五十个金路易作为酬金。可是按规定我应得的稿酬远不止五十个金路易，更何况这笔款子和免费入场权毫无关系，入场权是正式规定，与酬金两不相干。他们的做法太不公正了，连当时对我痛恨至极的社会公众都对这种野蛮行径感到震惊。昨天还在辱骂我的人，今天却在正厅里大声疾呼，说如此剥夺一位作家的入场权实在可耻，这位作家完全有权、而且有双重的权利享受这种待遇。真是应了那句意大利谚语：谁都爱为别人主持公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一条路可走：既然对方撤销了约定的条件，那我就要索回我的作品。我给主管歌剧院有关部门的德·阿让松先生写信，还附了一份备忘录，列举了种种不容置辩的理由。信和备忘录都石沉大海。我一直没有忘记此人不公正的沉默，我对他的品质和能力始终不以为然，经过这一次更是不敢恭维了。就这样，歌剧院扣下了我的剧本，剥夺了我应当享有的权利。弱者对强者这样做就叫作盗窃；强者对弱者如此，只不过是把他人的财产据为己有。

如果换成别人，从这部作品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可能是我的四倍之多，不过我拿到的酬劳也相当可观，足够我生活几年，抄写乐谱的工作一直不怎么景气，这笔钱可以支撑一下。我得到了国王赏赐的一百个金路易，在美景宫的演出又得到了德·蓬巴杜夫人的五十个金路易——在这次演出中，德·蓬巴杜尔夫人亲自出演科兰一角——此外还有歌剧院的五十个金路易和比索刊印剧本给的五百法郎。我写作这部短剧一共只花了五六个星期，尽管我运气不好，做事笨拙，但这部剧给我带来的收入和后来的《爱弥儿》差不多——可是我写作《爱弥儿》构思了整整二十年，写完这本书则花了三年。

不过，这部剧本在改善我经济条件的同时，也让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给我招来了无穷的烦恼。它在许多人心里播下了暗自嫉妒的种子，很久以后才爆发出来。这部剧本大获成功以后，我在格里姆、狄德罗和几乎所有我认识的文人身上再也见不到之前的诚挚和坦率，他们看见我时也再没有过去兴高采烈的热乎劲了。我在男爵家一露面，在场的人便停止了畅谈，分成三三两两的小团体，凑在一起窃窃私语，把我一个人晾在那里，不知该和谁说话。对于这种令人难堪的冷落，我忍耐了很久。德·霍尔巴赫夫人和蔼可亲，对我一直很好，所以我始终尽量忍耐她丈夫的粗鲁态度。有一天，他毫无道理地对我大发雷霆，态度非常粗暴，简直莫名其妙。当时狄德罗和马尔让西都在场。狄德罗一声也没吭，马尔让西后来常对我说，我当时温和而克制的回复真让他佩服。德·霍尔巴赫这样失态无异于下了逐客令。我终于走出了他的家门，决心再也不回头。纵然如此，我每谈到他和他那一家人时，态度还是很敬重的，而他谈起我来总带有侮辱和鄙视，开口闭口都是“那个小书呆子”，然而他又说不出我有任何对不起他或与他有关的任何人的地方。就这样，他最终证实了我当初的预言和顾虑。我相信，上述这些朋友会原谅我写书的行为，而且能原谅我写出上佳的作品，因为他们自己也能得到这份光荣，可是他们不能原谅我写出一部歌剧，更不能原谅这部歌剧大获成功，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走上这条道路，更不能指望获得同样的光荣。只有杜克洛超然事外，没有和大家一起嫉妒我，反而和我关系更好了。他把我介绍到了基诺小姐家，在那里，和德·霍尔巴赫先生家截然相反，我得到了关注、尊重和爱戴。

正当歌剧院上演《乡村卜师》的时候，法兰西喜剧院也想到了这部剧的作者，不过却颇费了一番周折。我耗了七八年都没能让《纳西索斯》在意大利剧院上演，所以对这个剧院很反感。我觉得那些演员用法语排演的水平太差，很想把我的剧本交给法国演员，不再要他们演了。我对喜剧演员拉努表达了这一想法。拉努和我之前就认识，大家都知道，他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一位作家。他很赏识《纳西索斯》，愿意负责让这部作品匿名出演，还事先送了我几张入场券。这让我十分欣喜，因为我一直偏爱法兰西剧院胜过另外两家剧院。剧本评价不错，通过了排演，演出的时候也没有公布作者的姓名，不过我有理由相信，演员们和其他很多人并非不知道作者是谁。古桑小姐和格兰瓦尔小姐饰演剧中的多情女郎。依我看，他们没有充分诠释全剧的精神，但也不能说他们演得不好。观众的宽容让我大为吃惊也深受感动：他们居然耐着性子安安静静从头听到尾，甚至还让它演了第二次，丝毫没有不耐烦的表现。反观我自己，初演时就连全部听完的耐心都没有，一跑出剧院就钻进普罗高普咖啡馆，在那里遇到了波瓦西等人，他们大概也和我一样听不下去。我在咖啡馆公开表达了我的忏悔，谦虚地——或者说自豪地——承认，我就是那部剧本的作者，而且说出了大家心里都想说的话。公开承认自己写了一部烂剧本的行径博得了大家的赞赏，而我也没觉得有多难堪，这种坦白承认的勇敢行为还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自己的自尊心。我现在依然相信，在那种情况下，直说出来的骄傲一定多于默不作声的羞愧。这部剧本虽然在台上没有看头，但是读起来并不枯燥无味，所以我让人把剧本刊印出来，在序言中比之前更加深入地阐述了我的若干主张，这篇序言是我的佳作之一。

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在一部更重要的作品中对我的主张进行更全面彻底的阐述。我记得就是在1753年，第戎学院公布了题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征文章程。机会来了。这个宽泛的题目让我印象深刻，我很惊讶这所学院竟然有勇气提出如此宏大的论题。不过既然他们有勇气出这样的题，我也就有勇气接招。于是我便动笔写了起来。

为了自由自在地思考这一重大主题，我到圣日尔曼做了一次为期七八天的旅行，同行的有戴莱丝和房东太太（她是个正派女人）以及她的一位女友。这次旅行可以算是我平生最惬意的旅行之一。天气晴朗，那两位善良的女人负责照料一切，掌管开销，戴莱丝和她们一起玩得很开心。而我不需要操一点心，每天吃饭的时候和她们一起无拘无束开怀大笑，其余的时间就钻到树林深处，在那里寻找原始时代的景象，满怀信心地描述原始时期的历史。我剥除人类的种种谎言，大胆揭露人的自然本性，还原时过境迁的历程，再现歪曲人类本性的种种事物。随后，我将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相对比，指出人类苦难的真正根源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在崇高的冥想中激荡，飘荡升腾至神明的境界；在那里，我看到我的同类盲目地沿着充满成见、谬误、不幸和罪恶的路途向前进，我用他们听不到的微弱声音向他们呼唤：“你们这些冥顽不灵的人啊，你们总是埋怨大自然，可是你们要知道，一切痛苦都是来源于你们自己！”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就是我这番思考的结晶。这部作品比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合狄德罗的口味，他针对这部作品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但是全欧洲能够读懂这部作品的人寥寥无几，而在能读懂它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愿意谈论它。这部作品只是一篇征文，于是我写完就把它寄出去了。其实我心里早已料定这篇文章得不了奖，我很清楚学院的奖项绝不是为这种货色而设立的。

这次短途旅行和写作对我的性情和健康都有好处。我忍受尿潴留的折磨、听任医生摆布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治疗没有减轻我的痛楚，反而耗尽了我的精力，摧垮了我的体质。从圣日尔曼回来之后，我的体质增强了一些，自己感觉好多了。这段经历让我下定决心，不管是痊愈还是病死，我都不再寻医问药，永远不再和医药打交道，就这样过一天算一天。没力气出门就老老实实在家静养，有力气就多活动活动。在巴黎，混迹在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当中，这样的生活实在不合我的口味。文人相轻，勾心斗角，没完没了的争吵，毫无诚意的写作，盛气凌人的社交场……这一切实在让我鄙夷，我在其中格格不入。即使和朋友们往来也很少看到笃实敦厚的气氛、开诚布公的精神和率真的态度。所以我对这喧嚣的生活厌恶透顶，开始热切盼望搬到乡间居住。虽然明知道自己的职业不允许我久居乡下，但我至少可以在田野中度过我有限的空闲时间。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一吃过午餐就独自一人去布洛涅森林散步，构思一些作品的题材，直到入夜才回家。

当时我和戈弗古尔来往很密切，他因职务关系不得不到日内瓦去一趟，建议我和他同行。我同意了。但我身体不够好，少不了女家长的照顾，所以让她跟我一起去，留下她母亲看家。一切安排停当，我们三人就在1754年6月1日启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