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小说

第八卷（第1页）

到上一卷结束时，我必须暂停一下。从这卷开始，我生命中的重重苦厄终于初露端倪。

我曾在巴黎最显赫的两户人家生活过，虽然我不太善于为人处世，但也结识了一些人。特别是在杜宾夫人府上认识了萨克森－哥达公国年轻的储君和他的家庭教师德·图恩男爵，又在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府上认识了瑟吉先生，他和德·图恩男爵是好朋友，因为出版了一部精美的诗人卢梭文集而蜚声文坛。德·图恩男爵曾邀请瑟吉先生和我前往林畔的丰特努瓦小住一两天，储君在那里有一座官邸。我们俩都欣然前往。经过万塞讷监狱时，我一见那座堡垒便心如刀割。男爵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心思。晚餐时，储君大人谈起狄德罗被拘禁的事，男爵为了引我开口，故意责怪狄德罗太不谨慎，我立刻为他辩护起来，态度之激烈，倒显得我太不谨慎。我是为了不幸的朋友才如此慷慨激昂，大家倒也谅解，把话题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当时还有两个德国人在座，都是储君的随员。其中一位是克鲁普费尔先生，他才智过人，是储君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替男爵成了储君的家庭教师；另一位青年人格里姆先生是储君的临时侍读，正等着补别人的缺，衣着朴素说明他正急着找工作。那天晚上，克鲁普费尔和我攀谈，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我和格里姆先生的交往就没那么进展迅速，他不太抛头露面，丝毫没有后来飞黄腾达时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第二天午餐时大家聊起了音乐，我听说他会用羽管键琴伴奏，心下大喜，饭后便让人拿来乐谱，我们弹起储君的羽管键琴，玩了一整天。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这份友谊在我眼里，起初是那么美好，后来又是那么可悲。关于这一点，今后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回到巴黎后便听闻喜讯，说狄德罗已经从城堡主塔里放出来了，现在可以在万塞讷监狱的城堡和围场里活动，只要他保证不出这个范围，还可以会见朋友。我真想立刻飞奔去看他，可惜有事无法脱身，在杜宾夫人府上耽误了两三天，真是难过啊！简直度日如年！了却手头的事务之后，我赶紧飞也似的赶到我的朋友身边，扑向他的怀抱。那真是一个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时刻！他当时不是孤身一人，达朗贝尔和圣礼拜堂的司库和他在一起。可我刚一进门，眼里看到的就只有他一个人，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大叫了一声，紧紧抱住他，脸颊和他贴在一起，泪流满面，哽咽着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我欣喜若狂，激动得喘不过气。狄德罗好不容易挣脱我的臂膀，他立刻转向圣礼拜堂的司库对他说：“您看，先生，我的朋友们多么关爱我啊。”当时我情绪太激动，没有多想，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利用我来炫耀自己的人格魅力。后来，我有时回想起这件事，总觉得如果换作我处在狄德罗的位置，我首先想到的绝不是这句话。

坐牢对他的刺激很大，城堡主塔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虽然现在他的待遇已经相当舒适，还可以在没有围墙的围场里散步，但是他需要朋友的陪伴，否则总是往坏处想。我无疑是最同情他遭遇的人，所以也自信是最能给他安慰的人。因此不管自己有多忙，我最多每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陪他度过一整个下午，有时自己一个人去，有时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往。

1749年的夏天特别热。从巴黎到万塞讷城堡足有两法里。我雇不起马车，一人的时候就步行前往。我在下午两点钟出发，一路快走，好早点赶到。道路两旁的树木按当地习惯剪得齐齐整整，几乎没有一点树荫。我经常走得又热又累，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为了放慢脚步，我想出了带本书随身翻阅的办法。有一天，我捧着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边走边读，忽然翻到了第戎学院次年有奖征文的公告，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还是敦风化俗》。

看到这个题目，我眼前仿佛有一整个宇宙豁然洞开，自己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当时印象非常深，我在致德·马勒舍先生的信里记述了详细的经过，然后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是我记忆力的一大奇特之处，值得说明一下。当我依赖记忆时，记性还不错，可是一旦将记忆里的内容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头脑就不再管用了，写下来的事情我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一奇异之处也体现在音乐上。在我学习音乐前，许多歌曲我都熟记在心，等我学会识谱唱歌之后，一首曲子也记不得了。我当初最爱的那些歌曲到今天不知是否还能有一支记得完整。

关于这件事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到万塞讷堡时神情激动得像个疯子。狄德罗看出来了，我便向他说明了原因，还把我在橡树下用铅笔写下的一段模仿古罗马执政官法伯利西乌斯的演说词读给他听。他鼓励我报名应征，打开思路，放手去写。我按他说的做了。

从那一刻起，我便走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一刹那的狂妄不可避免地造就了我余生所有的不幸。

我的情感一如我的思绪，激昂起来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所有的个人爱好都淹没在对真理、自由和道德的挚爱中，在真正的激情中窒息。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份狂热的激情在我心里骚动了四五年之久，任何人可能从来都不曾有过那样的壮怀激烈。

我撰写这篇论文的方式很奇特，后来我在其他的作品中也沿用了这种方式：在失眠的夜晚写作。我闭着眼睛在床上构思，一段段篇章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咬文嚼字，绞尽脑汁，等把一段文字改到满意之后便把它储存在记忆里，落笔写到纸上以后就从脑海里清空。可是，在起床穿衣的工夫我就能把脑中的腹稿忘得一干二净，等到摆好纸笔时几乎一句也想不起来了。我想了个办法：请勒瓦瑟太太来给我当书记员。当时我让她和她的女儿以及丈夫都搬到离我较近的地方来住，因她每天早晨来替我生炉子，做做家务，能省下一个仆人的钱。她一来，我就在床上把前夜想出的文章口授给她，让她逐字记下。这个办法我用了很久，挽救了很多险些被我遗忘的文字。

这篇论文写好后，我拿给狄德罗看，他觉得不错，还提了几处修改的建议。这篇文章虽然热情洋溢，气势雄浑，但却完全没有逻辑层次。在我的一切作品当中，就数这篇文章推理最不严谨，结构最不匀称，行文最不和谐。不论一个人生来多么有才能，写作的技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把这篇论文寄出去了。除了格里姆，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事。自从格里姆转投到德·弗里森伯爵府上之后，我和他来往得非常密切。他的羽管键琴是连接我们的纽带，我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和他一起在那台羽管键琴旁度过，日以继夜，或者不如说是夜以继日，我们不知疲倦地唱着意大利歌谣和威尼斯船夫曲。要是在杜宾府上找不到我，那我一准在格里姆家或者跟他在一起，要么在散步，要么在看戏。我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可格里姆不喜欢这座剧院，我也就不去了，转而花钱和他一起去法兰西剧院，他对这家剧院可是爱得如痴如醉。总之，一种无比强烈的吸引力将我和这个年轻人联系在一起，我与他难舍难分，甚至冷落了我可怜的“姨妈”。不过，所谓的冷落也只是和她相处的时间少了一些而已，我对她的依恋在这一生中没有一刻淡退过。

我的空闲时间不多，不能两头兼顾，这让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想和戴莱丝住到一起，我早有此意，只是顾虑她拖家带口，加上没钱置办家具，所以一直拖着没有付诸实施。现在有机会可以争取一下，我便抓住了时机。德·弗兰格耶先生和杜宾夫人觉得我一年领八九百法郎的俸禄不够花，主动把我的年薪提高到五十个金路易，杜宾夫人听说我要采买家具，又帮了我一点忙，和戴莱丝现有的一点家当凑在一起，我们便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街的朗格多克旅馆租了一套小公寓，那家旅馆的住户都是正经人。我们尽自己所能把公寓布置了一番，在那里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住了七年，直到我迁居退隐庐。

戴莱丝的父亲是个老好人，性情敦厚怕老婆，他给自己的太太起了个绰号叫“刑事检察官”。格里姆后来又开玩笑把这个绰号从母亲继承给了女儿。勒瓦瑟太太不乏才智，还洋洋自得地认为自己有上流社会的礼仪与风度。可她那套故弄玄虚的花言巧语让我受不了。她教唆女儿在我面前虚情假意，在我背后耍花招，私下里讨好我的朋友，挑拨他们同我的关系。不过撇开这些，她确实是个好母亲，因为扮演好母亲的角色能让她自己从中得到利益。我对这个女人无微不至地陪着小心，送了她不少小礼物，一门心思想讨她喜欢。欲壑难填的她成了我这个小家里唯一让我不愉快的因素。

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说，在这六七年中我品尝到了一颗脆弱的心能够消受的最完美的家庭幸福。戴莱丝有一颗天使般的心。我们的感情与日俱增，亲密相处让我们愈发恩爱，我们一天更比一天相信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们在一起时的种种乐趣其实简单朴素得让人发笑。我们依偎着彼此在城外散步，遇到路边的小咖啡馆就豪掷十来个苏。在家里，胃口大开的我们坐在窗边享用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坐在两张小椅子上，椅子就放在与窗口一样宽的大木箱上。窗台就是我们的桌子。我们呼吸着窗外的新鲜空气，欣赏周围的景物，饶有兴致地看人来人往。虽然身在五楼，却恍若置身街头，与坐在路边用餐别无二致。我们的晚餐常常只有一大块面包、几颗樱桃、一小块奶酪和四品脱葡萄酒，可是谁能描写得出、谁又能切身体会到这种晚餐的情致呢？友谊，信任，恩爱，触及灵魂的温存，这些佐料多有滋味啊！有时候，我们俩就一直待在那里，竟然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如果不是老妈妈提醒，真感觉不到已经是夜深人静时了。不过，这些乏味可笑的细节还是撇开不谈吧，正如我一向所说也深有体会的那样：真正的享受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

在那段日子里，我还有过一次粗俗的寻欢作乐，也是我最后一次寻求这种应该自责的享乐。我此前说过，克鲁普费尔牧师性格很好，我和他往来密切，关系不亚于格里姆。他们两个有时在我家吃便饭。饭食简素，不过克鲁普费尔疯疯癫癫的玩笑话和格里姆令人捧腹的德国口音却让饭吃得热热闹闹——格里姆那时还没有成为纯正法语的狂热追求者。我们的小小宴会难以满足口腹之享，但是却妙趣横生，兴味十足。我们相处甚欢，形影不离。克鲁普费尔租了间寓所，包了一个小姑娘，不过他无力独自养活她，所以她依然对外接客。有一天晚上，我们正要走进咖啡馆，恰好赶上他从咖啡馆里出来，准备去姑娘那里吃晚餐。我们拿他开玩笑，他的报复倒很有雅兴：邀我们一起去姑娘家用餐，转而嘲笑我们。那位小可怜怯生生的很温柔，还不习惯做这一行。老鸨陪在她身边，尽力调教她。我们开怀畅饮，谈天说地，放浪形骸，得意忘形。好心的克鲁普费尔请客就要把人情做到底，于是我们三人便先后和那可怜的小丫头到隔壁房间里去享受一番，弄得她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格里姆一口咬定他没有碰她，之所以和她待了那么久是故意要让我们着急，拿我们寻开心。不过，就算他当真没有碰她，可能也不是因为有所顾忌，因为他在搬进德·弗里森伯爵家前就住在圣罗什区的某些妓女家中。

我从姑娘住的莫瓦诺街出来，羞愧得就像圣普乐从那所被灌醉的房子里出来一样。[61]我在写他的故事时，正是回想到了自己的经历。戴莱丝根据种种迹象，尤其是我那慌乱无措的神色，看出我做了什么亏心事。为了卸下心头的重担，我立马一五一十地向她坦白。幸亏我这么做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就得意洋洋地跑来，添油加醋地向她讲述我的罪过。而且从那以后，他一有机会就不怀好意地和她提起这段往事。在一点上，他做得不对：既然我自觉自愿地信任他，我也有权期望他不要辜负我的信任，让我后悔信赖他。我从未像这一次一样切身感受到戴莱丝的心地之忠厚。她厌恶格里姆的做法更甚于气恼我的薄幸，她对我只是情深意切、苦口婆心地责备了一通，言语间没有一丝怨恨的痕迹。

这个了不起的姑娘的心地有多么忠厚，头脑就多么简单，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不过还有一件事值得再补充一句。我曾告诉她，克鲁普费尔是一位牧师，而且是萨克森－哥达公国储君的私人牧师。在她眼里，牧师可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她把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可笑地混淆在一起，竟然以为克鲁普费尔就是教皇。我第一次回家听她告诉我教皇曾来看我时，我以为她疯了。问清了其中原委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把这话告诉了格里姆和克鲁普费尔。从此我们就把克鲁普费尔称为教皇，又把莫瓦诺街的那个姑娘叫作女教皇让娜。这成了我们永远的笑柄，每每提到都笑得喘不过气。有人曾经坚称，我在一封信中亲笔写道，我这一生只笑过两次。说这话的人不了解那个时代的我，也不认识少年时代的我，否则他们绝不会想出这种话来。

第二年，即1750年，我已经把那篇征文抛在了脑后，可是却突然听说它在第戎得奖了。这个消息唤醒了我当初写文章时的所有观点，而且赋予了它们新的力量，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代将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灌输到我心中，此时此刻，那些童年时代播撒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了。从此我便感受到，做一个有道德的自由人，不被财富所累，不畏人言物议，我行我素，这比任何事物都更伟大、更美好。起初，该死的羞怯和对人言的畏惧让我无法遵从这些原则行事，让我无法与时代所奉行的理念彻底一刀两断，但是我从此立下了坚定的志向，只等种种矛盾刺激得我斗志昂扬的时候，我将毫不迟疑地践行自己的志向。

当我正对人类的种种义务进行哲学探索的时候，有一件事迫使我先对自己的义务进行更深刻的思考：戴莱丝第三次怀孕了。我对自己太过坦诚，内心又太过高傲，决不能用行动否定自己的原则。因此，我开始检讨我的孩子们的前途以及我和孩子母亲的关系。我的检讨依据的是自然、正义和理性的法则，也是宗教的法则——宗教原本与造物主一样纯粹、神圣而永恒，只是世人虚情假意，口口声声维护宗教的纯洁，实际上却在玷污它。他们用自己的程式将它变成了说空话的宗教，自己免去了实践的义务，这样一来当然没有什么顾虑，大可将不可能做到的事都写进规则里。

说实话，我确实错误估计了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是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我在做出这种事时内心的平静。倘若我天生就是坏人，听不到对大自然亲切的呼唤，心里从来没有正义和人情，那么这样的心安理得和铁石心肠倒也不足为奇。然而，我的内心热情而敏感，极易动情，轻易就被情感所摆布，离别和失去总让我撕心裂肺；我对人亲切友善，热爱伟大、正义和真善美，憎恶一切形式的邪恶，没有报复之心，没有害人之心，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动过；一切道德高尚、慷慨宽厚和可爱的事物都会触动我的心弦，带给我强烈而美好的感动——所有这一切竟然能在同一颗心灵中，与那肆意践踏美好义务、败坏道德的行为和谐共存吗？

不能，我感觉到这是不可能的，我大声疾呼：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让－雅克这一辈子，不曾有一刻无情无义、没心没肺，不曾有一时是个没有人性的父亲。我的行为可能大错特错，但我不可能有这样冷硬的心肠。如果要我陈述这样做的理由，那可就说来话长了。不过，既然这些理由曾经迷惑了我的心智，它们也可能再迷惑更多的人，我不希望让将来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年轻人重蹈覆辙，再受蒙蔽。

我只想说明我究竟错在哪里：当我无力抚养我的孩子们而把他们交给社会的时候，当我期待他们成为工人和农民而不是冒险家和追名逐利者的时候，我错在自以为做了一个公民和父亲所应做的事，自以为是柏拉图共和国中的一分子。从那之后，我内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告诉我，我想错了，但是我的理智却从未给我同样的警告，我还时常感谢上苍以这种方式眷顾了他们，让他们免遭和父亲一样的命运，也避免了我不得不放弃他们时他们将面临的命运。如果我把他们撇给德·埃皮奈夫人或德·卢森堡夫人——她们或出于友谊，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动机，都曾表示愿意抚养这些孩子——他们会过得更幸福吗？退一步说，他们会不会被培养成正派人呢？这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断定，别人会让他们怨恨甚至出卖自己的父母，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们根本不知道生身父母姓甚名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