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小说

第十一卷02（第1页）

《爱弥儿》终于出版了。中途我没再听说有改版，也没有听说遇到过什么困难。出版前，元帅先生向我要走了德·马勒舍先生与这部著作有关的全部信件。我对他们两人都完全信任，自己心里又很踏实，也就没有考虑索回信件时可能遇到不寻常甚至令人不安的因素。我把信都交给了他，只有一两封无意夹在书里的信没有拿去。在这之前不久，德·马勒舍先生曾提出，要我把为耶稣会士惊慌失措时写给迪舍纳的信全部还给他。我必须承认，这些信绝不会让人钦佩我的理智。但是我答复他说，我愿意呈现自己的真实面目，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愿掩饰自己，所以他大可以把那些信留在迪舍纳手里。后来他具体如何处置，我就不得而知了。

《爱弥儿》的出版没有像我的其他作品那样轰动一时。从来没有一部著作像这本书一样：私下里收获无数溢美之词，公开的称颂却少得可怜。最有能力评价这本书的人们对我说的话、给我写的信都足以证明这是我最好的一部作品，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但离奇的是，所有这些人在表达此类意见时都语焉不详，倍加小心，仿佛这本书的好处必须秘而不宣似的。德·布弗莱夫人给我的信中说，应该为这本书的作者铸一尊铜像，他值得受到所有人的尊崇，信末却毫不客气地请我把原信退还给她；达朗贝尔给我写信，说这部著作奠定了我在文坛的至尊地位，我应该成为让全体文学家唯马首是瞻的领袖，可是信末却不署名，以前他给我写信从来不会不署名；杜克洛是一位可靠的朋友，待人真诚，但是谨小慎微，他很重视这本书，却从不在书信里提及此事；拉孔达米纳只抓住《萨瓦副本堂神父信条录》东拉西扯；克莱罗在信里也只谈这一篇文章，但他至少敢于表达阅读这篇文章时的激动心情，而且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这篇文章让他衰朽的心再次感觉到了温度。在收到我赠书的所有人之中，只有他一人毫无顾忌地高声叫好。

这本书公开发售前，我送了一本给马达斯先生，他又把书借给了斯特拉斯堡总督的父亲、参议员德·布莱尔先生。德·布莱尔先生在圣格拉蒂安有座别墅，马达斯是他的老熟人，有空的时候会去看看他。德·布莱尔先生在《爱弥儿》公开发售前就读了这本书，还书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话当天就传到了我的耳朵里：“马达斯先生，这本书非常出色，但是不久就会物议沸腾，超过作者希望的程度。”马达斯先生向我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一笑了之，觉得不过是文官自视高人一等，说话也要故弄玄虚。我听到的其他种种令人不安的话都没有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深。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处在灾难边缘，还一如既往地坚信我的著作既有益处，写得又好，各方面都合乎规定，又自信有德·卢森堡夫人的鼎力相助和主管部门的爱护，我以为自己打败了嫉妒我的小人，现在能及时抽身，我还觉得自己退隐的决定妙不可言呢。

这本书里只有一件事叫我忧心，不过并不是让我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是良心不安。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我曾见过令人义愤填膺的情景。我亲眼看到贵族们的肆意玩乐让不幸的农民深受其害。农民无能为力，只能忍气吞声，任由供贵族射猎的野兽糟蹋他们的田地，除了用噪声惊走野兽之外，他们不能用任何其他办法保护自己。他们不得不在种满蚕豆和豌豆的田里过夜，用铁锅、鼓和铃铛吓走野猪。我也亲眼见到德·夏洛莱伯爵对待这些可怜人的野蛮手段，于是我在《爱弥儿》的末尾批判了这种暴行。这就再一次违反了我的处世原则，后来还让我吃了大亏。我听说孔蒂亲王的随从在亲王的封地也同样残酷。我对亲王满怀崇敬和感激之情，生怕他误会我出于人道激愤所做的批判，认为我是在斥骂他而怪罪于我。然而，良心告诉我，我对这件事尽可泰然处之，于是心里的石头也就落地了。我这么做是对的。至少我从没听说亲王介意那一小段文字，其实我写下那段文字的时候，还没有荣幸认识亲王陛下呢。

在我的书出版此前或之后没几天（具体我记不清了），出现了另一部题材相同的作品，除了摘要里穿插的几句废话之外，与《爱弥儿》第一卷几乎一字不差。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名叫巴勒克赛尔的日内瓦人，标题下还注明他曾获得哈莱姆学院的奖金。不难理解，这座学院和这个奖金纯属捏造，目的就是要让广大读者信以为真，掩盖剽窃行为。但我当时无法理解其中的阴谋：我不知道原稿是怎么泄露的，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凭空造出这么一个所谓的奖金——要捏造这个奖项，总需要一点事实根据才行啊。直到多年以后德·伊维诺瓦无意间说漏了嘴，我才识破了其中的奥秘，大概知道了那位巴勒克赛尔先生的名字下掩藏的是些什么人。

风暴来临前，滚滚雷声已经开始轰鸣。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针对我的书和我本人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暴风骤雨很快就要爆发。可我呢，愚蠢的我还高枕无忧，丝毫不知道大难即将临头，我感觉到了灾难性的恶果，却还看不出其中的原因。已经有人巧妙地放出风声说，在严厉对待耶稣会士的同时，也不能偏袒攻击宗教的书籍和作者。大家责怪我不该在《爱弥儿》上署名，可我过去在自己所有的作品上都署了名，也没见谁说过半句闲话。我自己做事不谨慎，落下了把柄。种种流言传到我耳中，却没有引起我的不安。我甚至不觉得这些风言风语和我本人有分毫关系，因为我太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无可指摘，靠山很硬，各方面都无懈可击。我也绝不担心德·卢森堡夫人会让我陷入危险。我知道处理此类案件通常严惩书商而对作者网开一面，所以还为可怜的迪舍纳提心吊胆，生怕万一德·马勒舍先生撒手不管，他可要大祸临头了。

我镇定自若。谣言日盛一日。社会各界见我平静如常，似乎格外恼火，尤其是议会。几天之后，事态严重起来，舆论愤怒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我。据说参议员们公开叫嚣：仅仅烧毁书籍还不够，一定要烧死作者。至于书商却连提也不提了。这种话根本不像议会参议员口中说出的话，倒像极了宗教裁判所判官的口吻。此话刚传到我耳中时，我毫不怀疑那是德·霍尔巴赫一伙的新发明，想借议会的权威把我吓走。这种幼稚的伎俩让我觉得好笑，心想如果他们知道事情的底细，那就该另想别的办法来吓唬我。

然而，流言传得有模有样，最后我终于看出，他们是真打算这样做。

德·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第二次到蒙莫朗西来是在六月初，比往年早了许多。我那两部新书在巴黎已经闹得乌烟瘴气，但在元帅府上却很少有人提起，两位主人更是闭口不谈。一天早晨我单独和德·卢森堡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问我：“您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了德·舒瓦瑟尔先生的坏话吧？”我惊得向后退了一步，忙说：“我？说他的坏话？没有啊，我可以向您发誓。我不但没说他坏话，还为他写下了一个大臣从未受到过的最美的赞扬呢。”说罢，我立刻就把那段文字读给他听。他又问道：“那在《爱弥儿》里呢？”我回答说：“没有一句话与他有关。”他有些激动地说：“唉！您在那部书里不该说到他呀，要说也得说得明白一些嘛！”我答道：“我相信我已经说明白了呀，我想他也能看到这一点。”他还想说些什么，我看出他准备将心里话和盘托出，可是又压住了话头，不再提一个字。朝臣的伎俩真是不幸啊，心地再仁厚，手段也压制了友情！

这次谈话只有寥寥数语，却让我至少在某一方面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它让我意识到，人们痛恨的是我本人。我为自己的宿命嗟叹，我说的好话、做的好事最后全都变成了别人攻击我的把柄。可我还是觉得，德·卢森堡夫人和德·马勒舍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是我的靠山，不知道他们怎么能绕开他们直接攻击我本人。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已不再是公平正义和法律公理的问题，他们不会费心去检查我做得究竟对还是不对。事已至此，风暴将至，雷声震天，就连内奥姆也在闲谈中向我表示后悔不该插手这部作品，在他看来，这本书和作者面临的悲惨下场已经在所难免。

然而，有一件事却始终让我觉得踏实：德·卢森堡夫人一直若无其事，心情愉悦，有说有笑，显然对自己所做的事有十足把握，所以一点也不为我担心，也没有对我说过半句同情或抱歉的话。她静观事态发展，仿佛从未插手此事，仿佛她对我毫不关心。我总觉得她多少应该和我说些什么，可她什么都没说，这一点让我有些诧异。

德·布弗莱夫人就没那么消停了。她焦躁不安，来回奔忙得不可开交，她向我保证，说孔蒂亲王也四处奔走，想要阻止人们准备对我施加的打击。德·布弗莱夫人总认为这次打击是当前的形势促成的，因为当时议会不愿被耶稣会士冠上不关心宗教的骂名。对于亲王和她自己的游说活动，她似乎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和她的一次次谈话非但没让我安下心来，反而让我越来越慌张。她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让我暂时躲一躲，多次劝我到英国去避避风头，还愿意为我介绍她在英国的朋友，其中就有她多年的老友、大名鼎鼎的休谟。她见我坚持不走，便向我暗示，如果我被捕受审，难保不会被迫供出德·卢森堡夫人，可是凭她对我的深情厚谊，我实在不应该把她牵连进去。对此我回答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她尽可放心，我绝不会连累她。德·布弗莱夫人又反驳说，这种事下决心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她说得倒也在理，尤其是对我这种人而言：不管说真话可能引发多大的危险，我绝对不会在审判官面前违背誓言或者说谎。

德·布弗莱夫人的劝说让我犹豫起来，她见我拿不定主意，便和我谈起了巴士底狱，说让我在那里关上几个星期也不失为逃脱议会裁判的一种手段，因为议会无权干预国事犯。我对这种离奇的恩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要不是以我本人的名义请求入狱就行。可是后来她也不再跟我提这一茬了。根据我事后的判断，她给我出这个主意只是要试探我一下而已，人家根本没想用这种权宜之计来了结所有恩怨。

几天后，元帅先生收到一位德耶教区神父的来信，这位神父是格里姆和德·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信中说根据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议会将以严重的罪名起诉我，还写明将于某日下令逮捕我。我很快做出判断，这个通知是德·霍尔巴赫小团伙制造的假消息。我知道议会办事非常注重流程，目前还没有通过司法程序了解我是否承认写了这本书，还没有确认我是否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现在不分青红皂白下令逮捕我才是违反流程的做法。我对德·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才可能一有犯罪迹象就下令逮捕，那是为了避免被告人逃之夭夭。但是要惩罚我这种理应得到荣誉和褒奖的行为，应该只针对作品起诉，一般是不会找上作者的。”关于这一点，她向我指出了一种很微妙的区别，让我意识到不事先传讯就下令逮捕反而是对我的优待，但是具体的事例我记不清了。

第二天，我收到居伊的一封信，他告诉我，他到检察长家里去的时候在他的写字台上看到了针对《爱弥儿》及其作者的公诉状草稿。请注意，这位居伊先生是迪舍纳的合伙经营人，作品就是他承印的，他自己处之泰然，反而大发慈悲来给作者通风报信。大家可以判断这能有几分可信！一位书商竟然能得到检察长先生的接见，还能不慌不忙地在检察长的写字台上翻看散落的手稿和底稿，这未免太过轻松了吧！德·布弗莱夫人和其他许多人都向我肯定了这件事。人们荒谬绝伦的议论不绝于耳，我简直以为所有人都疯了。

我清晰地感觉到，有些事情人们有意瞒着我，所以我干脆静观其变，反正我坚信自己在这件事上正直而无辜，同时，不管眼下面临怎样的迫害，我能为真理而受苦，本身就是无上的光荣。我毫不畏惧，每天照旧去大城堡，每天下午照常散步。6月8日，就在逮捕令下达的前夕，我还和两位奥拉托利会的教授阿拉曼尼神父和曼达尔神父一同去远足呢。我们带着点心一路走到尚波小镇，美美地野餐了一顿。我们忘了带酒杯，就用麦秆插到酒瓶里吸，每个人都挑选最粗的麦秆，比赛谁吸得最多。我一辈子都没有那么快乐过。

我在前文说过，年轻时我就有失眠的毛病，养成了晚上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看得眼皮抬不起来了就熄灭蜡烛小睡一会，但总是睡不长。晚上我常读《圣经》，从头到尾，周而复始，读了至少有五六遍。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我比平时更没有睡意，读书的时间比平时更长，一直把“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作结的那一卷《圣经》全部读完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一卷就是《士师记》，后来我再也没有读过这一卷。我正在朦胧中回味这卷故事中的意境，忽然被响声和灯光惊醒。戴莱丝举着灯为拉罗什先生照亮，拉罗什先生见我猛然坐起身，便对我说：“您别害怕，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您写了一封信，还附了一封孔蒂亲王的信。”我在德·卢森堡夫人的信里看到了亲王快马加鞭专门送来的信，信中说他已尽了一切努力，可是人们还是决定从严法办，对我提起诉讼。他在信中对德·卢森堡夫人说：“现在局势极度紧张，箭在弦上，已无转寰的余地。宫廷要求彻查，议会也要严惩，早晨七点钟就会签发逮捕令，立刻就会差人去逮捕他。我好歹说服他们，如果他人不在了，他们也就不追究了；如果他坐以待毙，一定会被捕。”拉罗什转达了元帅夫人的意思，催我赶快起来去和她商量。当时是凌晨两点，差不多是她就寝的时间。拉罗什补充说：“她在等您，见不到您夫人是不会睡的。”我赶紧穿好衣服，急匆匆地向元帅夫人那里赶去。

她烦躁不安，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这样。看见她慌乱的模样，我不禁为之动容。在这紧张的时刻，又是半夜时分，我自己也免不了有些慌张。但是一见到她，我就忘了自己的事，只想着她，只想到我如果被捕，她就要扮演可悲的角色。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只说实话，哪怕说实话对我有害甚至会断送我，我也会实话实说。可是我不觉得自己有足够的镇定和机智，也许也欠缺足够的坚毅，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可能将她也拉下水。正因如此，我决定为了保全她而牺牲我的荣誉，决定在这种场合下做出我为了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的事：逃走。

我立即向她表明决心，绝不愿意让她付出代价，不想降低我牺牲的价值。我相信她不会误解我的动机，然而她没有对我说半句感激的话，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让我有些不快，甚至犹豫是否要收回说出去的话。这时元帅先生来了，没过多久，德·布弗莱夫人也从巴黎赶来了。他们做了德·卢森堡夫人应该做的事，对我的决定大大恭维了一番，让我羞于改口。这样一来，问题只剩下逃往何处以及何时动身。德·卢森堡先生建议我先在他家里藏几天，可以相对从容地商量一下对策。我没有同意，也没有采纳偷偷逃到圣殿区的建议。我坚持当天就远走高飞，不想躲在任何地方。

我感到自己在法兰西王国有一些躲在暗处的强敌，所以尽管我留恋这个国度，但还是应该离开法国以保全自己。我首先想到归隐日内瓦，但是转念一想就打消了这个愚蠢的念头。法国内阁在日内瓦的势力甚至比在巴黎都大，如果它想要折磨我，我在日内瓦可能比在巴黎还不得安生。我也知道我那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激起了日内瓦议会对我的仇视，这种仇视越是隐而不发就越是危险。《新爱洛伊丝》出版的时候，日内瓦议会曾在特隆桑医生的极力要求下匆忙禁止此书发行，结果一看无人跟风，连巴黎也没有响应，他们又为自己的愚不可及而羞赧，又撤销了禁令。这一次显然机会难得，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错过。我知道日内瓦人尽管表面上做得漂亮，心里却对我暗自嫉妒，时机一到就会宣泄内心的嫉恨。对祖国的热爱召唤我回到祖国，如果祖国能容我平静地生活下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到她的怀抱。但是，既然荣誉与理智都不允许我以逃亡者的身份回到祖国避难，我只好到靠近祖国的瑞士暂时避一避风头，看看日内瓦对此事态度如何。大家很快就会看到，这种观望并未持续多长时间。

德·布弗莱夫人对我的决定大不以为然，再次游说我到海峡对岸的英国去。她依然没有说服我。我一向不喜欢英国，也不喜欢英国人。德·布弗莱夫人费尽口舌也不能扭转我对海峡彼岸的厌烦，甚至让这份厌烦有增无减。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为什么。

我已经决定当天就走，所有人都以为我一清早就已经不在了。我让拉罗什去拿我的文稿，他对戴莱丝也没明说我是否真的动身了。从我决定要写回忆录以后，我陆续积攒了很多信函文件，得来回跑几趟才能拿完。整理好的一部分文件单独放在一边，整个上午我都忙着拣选文稿，可能有用的打包带走，剩下的付之一炬。德·卢森堡先生很乐意帮我做这项工作，没想到一上午都没分拣完，更来不及去烧。元帅先生自告奋勇，提出由他来挑选剩余的文件，把挑选出来的寄给我，无用的他会亲自烧掉，不交给任何人。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很高兴摆脱了这件苦差事，可以和我行将诀别的最亲爱的人们一起度过仅剩的几个小时。

他拿走了放文件的房间钥匙，应我的恳切请求去接我可怜的“姨妈”来——她当时正急得要死，不知道我究竟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她将来要怎么办，她时刻等着法院的人来，却完全不知该怎样应对他们。拉罗什把她带到府里来，一路上什么也没告诉她，她以为我已经远走高飞了，一看到我，她尖叫一声扑倒在我的怀里。啊，我们的情谊，心心相印，相依相伴，相濡以沫！在这甜蜜而惨痛的一瞬间，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温馨静谧的幸福时光全都涌上心头，将近十七年来，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形影不离，此刻我终于第一次切身体会到离别的锥心之痛。元帅见我们这样难舍难分，也忍不住直抹眼泪，悄悄地走开了。戴莱丝不愿意再离开我。可我告诉她，此时跟我走很不方便，而且她很有必要留下来，为我整理衣物、催收款项。按照惯例，下令逮捕某人时，总要查抄他的文稿、查封他的物品或者开具一份清单，同时指定一位保管人，所以她必须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尽可能减小损失。我答应她不久就和她团聚，元帅先生也为我的诺言做了担保。但是我始终不愿告诉她我要去什么地方，将来逮捕我的人逼问她时，她可以照实说她不知道我的行踪。临别拥抱她时，我心里异常激动，在激奋中我对她说：“孩子，拿出勇气来。在幸福的日子里你曾和我同享幸福，今后，既然你愿意，我们就要共患难了。从此以后，你跟着我只会吃苦受罪。从这个可悲的日子开始，我的命运会把我逼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唉，现在看来，这番话真是一语成谶！